在1814年斐迪南七世回国后，戈雅没有像他的许多朋友一样遭难，而只是被逐出了宫廷。他继续作了许多画——肖像画和民众场面．他迁居到乡下家中，在自己家里画墙壁，越来越深居简出。在斐迪南七世被迫制订了宪法的1820一1922年这个时期之后，继之而来的就是1823年随着法国人的再一次入侵而发生的白色恐怖。戈雅被控有自由思想，于是他只好到一个朋友家中躲避起来。他再也不能忍受这一切了。1824年，他得到国王的许可去了法国，如果不算他1826年在马德里的一次短期逗留，他在波尔多一直住到1828年逝世为止。
热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对战争和革命惨祸的道义上的反抗，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独自幽居，并且在他的创作中摆脱着灾难和不幸的场面。但是，他的想象力所能创造的，只有悲剧的景象。这种悲剧性的精神状态，成了他的整个晚期创作的一个基调，即使在作品的主题并不带有悲剧性质时，也是如此。色调变得越来越暗了，而形则越是轮廓不准确和越是缺乏造型感，也就越有体积感。波尔多有一个达维特的名弟子特别喜好严谨的形，戈雅在反对他的这种作风时，这样表白了他自己的感受方式：“老是只要线，而从来不要体！可是，这些人在自然中从哪里找得到线呢？我所看见的，只有一些暗的体和亮的体、由远而近的面和由近而远的面、起伏和空白。我的眼睛从来都既看不见线，也看不见细部。我的画笔不应当比我的眼力更好。”
戈雅的精力充沛，一直保持到他的生命将终之时，尽管他活到了82岁。1825年，他在作石版画时曾经写到：“我没有视力，没有力气，没有笔尖，没有墨汁，除了充沛的意志而外，什么都没有。”就是凭着这种意志，他创造了杰作。且把作于1809年的唐·璜·安东尼奥·里阿连德先生（戈雅的友人、历史家，一个耶稣会教徒的仇敌）肖像同作于1828年的何塞·比奥·德·摩林肖像比较一下。里阿连德的肖像使我们觉得生动、概括而严谨，半明半暗背景上的一大块黑调子的大面——无疑是一个光彩夺目的佳构。但是，如果同戈雅逝世前不久所画的摩林肖像的色彩之丰富和复杂相比，这幅肖像就似乎近于平平了。还有，里阿连德的肖像除了无可置疑的绘画性意义之外，它还有纯绘画性任务之外的心理特征刻画。这是诗，同时也是细腻的心理分析。至于在摩林的肖像里，色彩本身的闪烁就赋予了整个形象以他所特有的表现力。这是纯粹的创作，没有一点追求分析和外表真实的意图。
在1814-1818年间，戈雅画过两幅“风俗”画一一《美丽的少女》和《老年》，现藏里尔博物馆。《美丽的少女》是绘画敏感的一个典范，这种敏感同时表现在一切方面——在小阳伞的色彩上，在小狗毛色的表达上，在青年女子胸部的华彩变幻上，在中景的人物上和画面深处的房屋上。两个主要人物打算做出平静的样子，然而她们的平静是勉强的。在中景上，似乎发生了一个令人莫名其妙的什么戏剧性事件，一场什么误会，可是，从那种剧烈的姿态和争闹来看，还并没有得到解决。戈雅的热情，无论在强作出来的平静中，还是在骚动的情景中，都得到了表现。
戈雅在马德里附近的自己家中画了一些描绘各种互相没有什么主题联系和共同情节的虚构景象的画，但这些画用的是同一种手法，而且几乎是单色的：黑、白粉、赭石和塞维里土。
我们这里仅举两幅这种虚构景象。在《圣伊西多尔的幻觉》中，形比在《5月3日的枪杀》中更自由，并且远更富有立体感。这是一幅描绘劳苦大众的惊心动魄的景象，这些人的贫困使我们想起“三个小钱的歌剧”。脸形歪扭到极点，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是假面具。这些歪扭的变形充满着生命，它们几乎是以纪念碑式的力量激发着人们的惊恐和怜悯。在《离奇的幻觉》中，两个怪影飞在空中，如同插翅的恶魔一般，在大地上空展开着一场恶梦。对这些作品，有人说，就其再也没有形、没有色、没有美这个意义来说，它们乃是绘画的终结。但是我以为，而且我们应当承，人这一点，在这些作品中，绘画重新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事实上，同学院传统的彻底决裂就不容复旧或妥协，而自然的外貌甚至不能为灵感提供题材。在这些作品中，绘画同造型、同物理的自然都是保持独立的。
戈雅在《谎言》这一总题之下完成的一套版画，在画风上相同于他为自己家中所作的壁画。我们仅举其中的一幅：一个跳舞的巨人把他跟前的那几个人吓坏了。贯穿整个画面的强光使人胆战心惊。
1815年，戈雅出了一套版画——《斗牛》。这个情节是戈雅所特别感到亲切的，他本人当初就做过斗牛士；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残忍与玩乐的结合。可是，戈雅对这个情节的兴趣，他的力求历史地准确地表现斗争高潮的意图，常常夺去了画家必要的自由。在这套组画中，素描同样是常常比版画更有绘画性；在版画中，空间往往成了描写主要人物和他们的行动的牺牲品。
1819年，73岁的戈雅研究了石版画技法，石版画比铜版画更容易产生绘画性效果。他在波尔多完成了四幅大型的、在风格上完全一致的描绘斗牛的石版画，它们比铜版蚀刻更自由得多，更有绘画性得多，给人以更大的空间深度感。例如，我们看一看《把斗牛士挑举在角上的牛》。戈雅充分鲜明地认识了石版画的全部优点。1825年12月6日，他写信给斐尔列尔说，他打算画一部新的《狂想曲》而又不重抄旧作，“我现在有更好的构思”。
这是不足为奇的。经过他自己精心提炼的戈雅的风格，开辟了未来的无限可能。这是一道敞开的大门，19世纪的优秀绘画都要从这个大门中进去。
开启19世纪艺术大门的绘画大师——戈雅（连载三）
2016年03月27日 19:41 沙发